▲2022年2月3日，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新生儿室，两位护士正忙着为新生儿做护理。（视觉中国/图）

从未生育过的女性可能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敏感度不强；首次生育的女性对育儿更为紧张和在乎，单一的经济支持政策很可能无法提高其生育意愿；完成过两次生育的女性生育动力更强，可能更注重生育支持政策的实用性。

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桂

责任编辑｜钱炜

生育支持政策能提高生育意愿吗？全国的答案或许还无从知晓，但4996名来自四川成都的育龄女性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前述数据源于在2023年3月进行的一项线上调查，受访者为5413位年龄在18岁至45岁、生活在成都市下辖20个区县的育龄女性。

基于此项调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和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范文婷的研究成果以《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优化：对象分类与政策组合》为题，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杂志上。

该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婚姻状况和实际子女数量的女性对生育支持政策作用的评价不同，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政策效果因人而异。宋健和范文婷建议，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政策对象分类，有针对性地优化相关政策，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目标。

学术研究之外，一系列的生育支持措施也在不断推进。2024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要求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

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和宋健的对话。

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

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不同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四川省成都市的育龄女性作为调研对象？

宋健：这是我们综合考虑调研地点的政策环境和城市代表性后的结果。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出台后，四川省攀枝花市成为全国首个推出生育经济补贴的城市；四川省也是对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响应较早的地区，率先取消了对生育登记对象婚配和生育数量的限制条件。

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在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具有政策先行示范的作用，包括支持全市试点建设“蓉易托”社区智慧托育中心、提高全市生育医疗待遇标准等。

此外，作为西部地区的新一线城市和“网红城市”，近十年来，成都吸引了大量青年人口流入，其常住人口的生育支持政策需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川渝地区独特的婚育文化，比如“耙耳朵”背后男性尊重女性、疼爱妻子的价值观等，与外来青年人口的婚育观碰撞融合，亦使得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具有一定的特色，值得深入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调查结果并不具有全国代表性，但对通过定量分析探索生育支持政策优化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南方周末：调查数据显示，92.30%的受访女性认为生育支持政策能提高其生育意愿。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怎么理解？

宋健：这个比例来自对问卷中如下问题的统计：“您认为以下哪些政策会提高您的生育数量”，共设有18个选项，其中第1项是“没有影响”（设定选择这项便不可选其他项），其他17个选项为具体的生育支持政策。这些具体政策包括7项经济支持政策、3项时间支持政策、7项服务支持政策。

受访对象中92.3%选择了至少有一项生育支持政策会提高其生育数量。这个比例我们觉得相对比较高，也很期待后续全国代表性的调查结果。

南方周末：研究发现，不同婚姻状况和子女数量的女性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宋健：立足全生命周期健全人口服务体系，就需要了解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女性的需求。围绕婚育主题，育龄人群大致可分为未婚、已婚未育、已婚生育一孩、已婚生育二孩等情况。

文献研究表明，尽管婚育观念在不断变化，大多数中国人仍然选择以婚内生育为主，非婚生育的比例较低。因此，当前中国女性的婚姻状况和生育行为是高度绑定的，尚未进入婚姻的女性对生育的敏感度较低，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求并不突出。

进入婚姻后，夫妻是生育的共同决策者，因而女性的生育计划往往会发生变动。在婚后不同阶段，随着生育状况变化，针对生育意愿的政策影响力也会有所不同。

婚后从未生育过的女性对生育支持政策的敏感度总体不强。首次生育的女性对育儿更为紧张和在乎，育儿过程会让其深感辛苦与不易，单一的经济支持政策很可能无法提高其生育意愿。因此，要激发这部分人群生育二孩的积极性，需要个性化的支持政策组合。

完成过两次生育的女性在养育孩子方面的心态可能更加平和，部分女性会因为情感需要和追求家庭氛围而愿意生育三孩，生育动力更强。且已经养育过两个孩子的经历，减轻了她们对生育养育过程的恐惧，这部分人更注重生育支持政策的实用性。

总体而言，伴随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大多数国人都意识到生养孩子是一个具体、漫长而繁杂的过程。实际生养过程和体验会影响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而现代社会精细化育儿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重了生育养育负担，实际生育子女数量不同的家庭，会对生育支持政策产生不一样的个性化需求。因此，已育女性的需求更具有针对性。

此外，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离婚率的攀升，婚姻的不稳定性增加，家庭生命周期的打破与重组更加普遍。重组家庭可能会更加重视孩子的纽带作用，因此其生育动力更强，而复杂的家庭结构也使其对生育支持政策产生不一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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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重政策工具之间的组合功效

南方周末：研究将生育支持政策分为经济、时间、服务等类别，这是团队对已有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的自主分类吗？研究结果显示，在经济、时间、服务三类支持政策中，经济支持政策及与其他支持政策的组合被认为有更强的影响力。怎么理解经济支持在生育支持政策中的重要性？

宋健：生育支持政策的经济、时间、服务分类是学界在总结发达国家实践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目前是学界较为通用的分类标准。

经济支持政策是最为基础的生育支持类别，对育龄人群来说最易理解也最易接受，目前各地开展的生育支持政策也以经济支持为重点。

本项研究发现，经济支持政策的影响力因育龄女性的婚姻状况和实际子女数量不同而不同。比如，相较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倾向于认为单独的经济支持政策对提高其生育数量有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初婚、再婚、离婚或丧偶女性认可经济支持政策影响力的发生比（即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的比值）分别是未婚女性的1.90倍、2.76倍和2.62倍。

南方周末：目前多地都出台了经济支持措施，但标准相差较大，经济支持是否存在更好的实现方式？

宋健：经济支持政策不仅包括现金补贴。依据孩子数量设定的购房补贴、税费减免、住房优惠、生育保险优惠报销比例等政策也是育龄家庭非常期待的政策，值得尝试推行。

各地的生育养育成本不一样，经济补贴的标准需要根据地方情况来定。不同家庭的经济水平存在差异，对经济支持力度的需求也各不相同。

南方周末：研究结果显示，受访者中，只有一个孩子的女性与无子女的女性，在认同生育支持政策对提高其生育意愿的影响方面没有显著差异。造成“一孩母亲对生育支持政策的认可度较低”的原因有哪些？

宋健：对于年轻女性而言，现代社会的精细化育儿趋势之下，未育女性很可能受到网络上“恐育”情绪的影响；首次生育的女性对育儿更为紧张和在乎，育儿过程让其深感辛苦与不易，而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职业影响也会让女性对生育二孩更加忧虑，这些心理情绪和焦虑不能靠单一的生育支持政策来解决。

虽然生育支持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想生家庭的生育潜力，但是对于众多一孩家庭，需要更加有效、系统的生育支持。

南方周末：研究指出，应根据婚育状况和个体特征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如何制定更精准的生育支持政策？存在哪些可能？

宋健：未婚人群对生育支持政策缺乏明确感知，增加婚嫁机会和提高婚嫁能力是其主要需求，应发挥社会组织、单位、社区等多元主体作用，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消除其恐婚、不婚的心理，避免初婚过迟，包容性看待非婚生育现象。

已婚人群的生育支持政策需求更加明确，需要全方位构建生育友好环境，促进其释放生育潜力。对不同孩次家庭的生育支持政策应更具针对性。当前中国的生育政策在数量上已相对宽松，但很多女性对生育本身还充满顾虑，生育二孩和三孩的意愿还不高。

南方周末：研究提到，不同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存在不同的效果。哪些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又该如何理解中国生育现状的特殊性？

宋健：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系统性，还需要长期性。从较早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欧洲发达国家经验来看，虽然政策效果还存在分歧，但整体而言，长期为家庭提供一揽子支持政策，会对提升生育率显示出积极效果。

例如，在经济支持方面，研究表明育儿津贴对鼓励生育的效果较为明显；在时间支持方面，瑞典等国家通过增设“父亲配额”育儿假，鼓励父亲参与育儿，进而有效地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在服务支持方面，增加托育费用补贴同样对鼓励女性生育产生了正面影响。

相比之下，韩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发达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似乎难如人意。韩国由于在目标设定、政策工具选择及组合等方面的错配，导致了政策的效能不足；日本则因鼓励生育的政策实施较晚以及社会、文化等多方因素导致生育率难以提升。

文化支持的重要性

南方周末：怎么看待目前已有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的促进作用？

宋健：从本次调查的数据结果来看，生育支持政策对激发生育信心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至少大部分受访女性表达了对生育支持政策的需要。

我们认为，及时追踪政策实施的阶段性效果并进行评估与反馈，以优化完善政策，将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及早顺利实现。

南方周末：在更广泛的讨论中，文化支持也被视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什么本研究没有将文化支持纳入讨论？

宋健：婚育文化建设目前是政府与学界极为关注的内容。这项调查开展于2023年，在问卷设计中未包含文化支持相关内容，一是因为文化支持落实到具体政策上有难度，二是文化影响较难量化，不好测量。

我们团队在中国计生协课题的资助下，这两年正在开展婚育文化相关的研究，目前在对婚育文化的概念界定、婚育文化的特点以及青年婚育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方面，已经形成了初步成果。

总体而言，无论是国家还是学界对生育支持政策的认识都在不断推进，也不断对其进行优化完善。国内相关研究中，更多是偏定性和理论探讨方面的研究，我们尝试通过此项实证研究进行政策优化建议。

南方周末：未来生育支持政策的优化应如何平衡经济、时间与服务支持的比重？怎么理解文化支持的重要性？

宋健：未来应继续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中的经济支持力度，同时提升时间支持、服务支持和文化支持的比重。

我们团队曾构建中国生育指数，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的问题。这三个问题都与文化支持密切相关，如“不敢生”中教育理念的转化、“不能生”中因过度晚婚晚育导致的生育困难、“不想生”更是直接反映了婚育观念。因此，在生育支持政策的不断推行过程中，大家逐渐意识到，文化支持更为重要。文化影响观念，观念会决定行动。

现在看来，相较于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进行婚育文化建设，提供必要而适当的文化支持反而是更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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